赵士桢的死，并未在北京城掀起什么波澜。
正如他绝望之后想的一样，此时死了，换来的只是众人更加坚信他是被皎生光索命而已。
对陈健来说，即便之前做了许多铺垫，这十几人的队伍所获得的评价也仅仅是：虽非贡夷，亦非逆种。
其实这章。
可以说礼部此时的心思基本都在这上面，要不是借着彗星和救灾的事，恐怕很难受到重视。
现在把李朝朝鲜的那点风头全抢了过去，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也随之出现。
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陈建这群人在福建就开始和高寀等人拉关系了，彗星的事也是高寀用自己的渠道送到京城的，这事就变得麻烦了。
真正相信彗星是上天警示的，其实没有几个人，只不过是借助这个机会来达成各自的目的罢了。
虽然不信，不代表他们不能认为嘉靖十化与制度的积淀又有什么用？蒙元的包税制也能搂到钱，但对社会的破坏恐怕一点不小。
再者，矿监之类做的事，与西班牙在南美采白银的手段多少也有类似之处。也是徭役制度，征发徭役，只不过因为人口极多没有狠到七丁抽一而已，并非是想象中的矿井开采的问题。
采矿是门技术活，太监们想必还没有这样的水平，况且也没有那么多的雇佣的自由劳动力，并非是资本主义形式的，而一旦真有了那么多自由劳动力又要担心造反叛乱，矿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然而，藩王的土地不能动、士绅的土地是国策，这两者不敢动不能动动不了，也只能琢磨一些旁门左道。
养了几千万的猪羊，三方吸血，有两个吸血是“合法”的，另一种吸血也就会招致反对，实际上都不干净。
若是税监们敢拿士绅开刀，或可称得上大明之柱，然而他们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能力，也只是另一种吸干血肉的寄生虫罢了。
都是寄生虫那也不必谁比谁高尚。
对文官来说，六年前皇帝重病的时候是他们最接近召回矿监税监的机会，可是首辅怂了，导致不了了之。
朋党之争继续，各种怪案频发，等了这么久终于盼到了京城大雨、福建西安地震、彗星降临的机会，这可是整整盼了六年的机会。
可这个机会却被这群人给破坏了，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其实这已经越界了，引起巨大的反弹和反感也是必然的。
本身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大九州的概念也是在挑战意识形态的底线。
如果处理得好，这最多也就是一个夜郎自大可笑至极的小趣事。但要是得罪了人，这就是目中无人不成体制，甚至可以直接驳回的。
陈健很清楚这么写会造成的影响，但他不得不这么写。
一方面他背后还有一群人，要是写成琉球安南朝鲜那样的朝贡表文，自己回国后分分钟被刺杀。另一方面狠病就需要下猛药，他是知道保守势力的顽固的，也根本没准备走上层改良的路子，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保守阶层接受了这个概念，就大有可为。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官员们对于这篇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也是各执一词。
毕竟陈健是上杆子攀亲戚，一直攀到了商周时代，既不能说假，又不能证明是真的，殷地安否之类话听起来还是挺好听的。
而这门亲戚又没有法理上的争端，对于开国太祖也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又说得国之正无过如此云云，这也算是亲戚的认同。
而且官员们也是一群喜欢谈论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谈到高尚与道德，官员们又不得不接受陈健等人在泉州救灾、备荒之类的事，总不好一棍子打死。
面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所以即便国书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也还是混得一个虽非贡夷亦非逆种的相当不错的评价。
朝鲜国是孝子，日本国是逆种，夹在这两者之间，可谓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往上，那就是远亲；往下，那就是夷狄。
只不过这的手段来获取皇帝的认可，从而可以方便传教。靠着数学、工程学之类的书籍交好士大夫，只是为了最终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迈出之后的几步。
然而利玛窦本身也不是个正式的天文学家，数学水平比起陈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历法的还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双方会面几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发了耶稣会的恐慌。
天文历法是他们可以打开门路的唯一机会，比推测日食利玛窦自觉也就能打个平手，并不能占据全面的优势。论推算历法，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测纬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记录的记载反推经度的数学水平也有。
更让利玛窦感到不安的是陈健手绘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图，至少沿海地区山东半岛之类的地形画的那是相当标准。去北京的那十几人以为是陈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利玛窦以为是这群人自己画的，因此出现了极为尴尬的场面。
尴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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