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2/7）
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惊弓之鸟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忽然出现，溥仪被俘。
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
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亲”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是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
见苏联人似乎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居留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
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苏联人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
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做答复。
迁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力内务局的几次传讯。
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日，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见身边苏联军官的交谈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
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你来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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