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5章 陕商(2/3)

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

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

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

万历年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位列第四。

如此看来,输粮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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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纷纷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买粮换引大费周折。

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

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

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

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

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

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

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

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

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

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

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

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

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

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间,经徽商多方运作,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

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二年5月,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

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

扬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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