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活的经济来源:稿费与版税（3/3）
收入飙升，而若是分两年平均去除这2万元的版税，则两年的总收入分别为1182．334元和2428．95元（去除教育部当年薪金），相比1928年，基本持平甚至略低。1933年收入的骤升则是因为当年其部分书籍非常畅销，所得版税因而也是非常可观。
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可见，当时在上海的鲁迅，其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收入亦是十分可观（已属于中上层），这与他中层知识分子的地位割裂不开，他的收入的构成部分则主要是版税、稿费和编辑费，其中，稿费和编辑费成为鲁迅在上海撰述的几年中一笔表现为基数的收入，支持着其经济生活上的生存，而版税则表现为一笔浮动较大、数额较巨的收入，间接表现着鲁迅在这片新文化战场上所获得的成就与受到的重视。
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文人在经济上普遍处于中产阶级地位（即月薪及稿酬的总和在100元以上），但往往还是有很多人处于入不敷出的穷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如同王韬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较多的应酬以及各方面的雅好，在这些方面花费尤巨：另一方面是如同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热心于赞助后进以及藏书。毋庸置疑的是，30年代同为知识分子而在政治上左倾的“左翼”知识分子，往往是真正的处于市民甚至是贫民阶层的文人而需要接济，接济者往往就是鲁迅之类师长辈，同时藏书癖及逛书肆的爱好以及因住房条件改善而同步上升的房租也是使这批人耗费大半财力的原因。所以鲁迅的生活被没有想象中的富裕，尤其是1931年后，教育部薪金裁撤，再加上货币贬值，生活反而没有以前过的好。
（据《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李康化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本站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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