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活的经济来源:稿费与版税(2/3)

的,于是这南下的整整一年更可能成为其观察能否以自己希望的文化生存形式保证自己首先在经济上的独立,当他找到了这种可能性时,他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为此佐证,当时在鲁迅预料之中在上海的收入来源于这样两种情况:北新书局提供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总计约每月200元左右;还有就是他预计中的必然高出在北京时百元左右的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在上海则称为兼职收入和稿酬)以及著作版税,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费将达到300元至400元,高于在北京时的实际收入。虽然上海的生活指数较北京要高,然而鲁迅认为这笔收入将足以维持其正常而独立的经济地位,而他最重视的则是找到了上海这块最适合进行文化斗争的战场。可是就在鲁迅到达上海的两三个月后,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职,月薪足有300元,并且这笔收入一直从1927年12月延续到1931年12月达49个月之久,期间并未拖欠,成为鲁迅到上海后的一笔最为可靠和固定的收入。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总数700元左右之巨的月薪又远高于厦门时的400元和广州时的500元,言下之意似乎认为鲁迅一直是在追求一种更为牢靠与稳固的中产阶层地位,这显然夸大了鲁迅对于金钱的追求和贬低了他的战斗精神。根据有二:一是在到达上海之前,鲁迅尚不可能将这300元的收入归入账下,获得该职与鲁迅居于上海有数月时间上的差距;二是即使鲁迅提前获知,由于是“特约撰述”的职务,鲁迅完全可以在任教期间担任,这样他的收入将有上千之巨。因而我们认为,鲁迅来到上海是不排除某种程度的冒险精神的,只是由于这笔经济收入的保障,淡化了这种有意识的冒险,同时这笔收入从没有让鲁迅的笔耕有所停辍,从侧面表现了鲁迅来到上海的真实意图。

以上我们主要是略述了来到上海之前鲁迅在三地的经济状况,而真正作为一个自由的、职业的撰稿人以及具有鲁迅特色的经济收入,则是自其在上海始。

在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20—3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和中上层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根据光华书局1927年出版的《中国劳动问题》资料可以知道,在20—30年代,以一个上海市民的五口之家为例,家庭收入每月在200元以上为中上等阶层,每月100元至200元为中等阶层,每月66元为一般市民阶层,而贫民阶层的收入则不足30元。以下是我们对鲁迅作为自由职业者经济收入的详细描述和分析。

由于陈明远先生对于《鲁迅日记》作了很详细的统计、整理和归纳,我们在此征引了他的一些数据。

1928年共收入5971.52元,平均每月497.63元,其时已开始每月领取大学院特约撰稿费月薪300元,去除这300元鲁迅来上海前未在预计内的收入,实际每月收入为197.63元。

1929年共收入15382.334元,除去教育部(前身为大学院)14个月薪金4200元,平均每月收入为931.86元。

1930年共收入15128.895元,除去教育部9个月薪金2700元,平均每月收入为1035.74元。

1931年共收入8909.30元,除去教育部支取的15个月薪金4500元,平均每月收入为367.44元。

1932年共收入4788.50元,教育部薪金此时已经裁撤,平均每月收入399.04元。(因货币兑换比率问题,外币未记入,当年有日元50元收入。)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元,平均月收入为858.41元。

1934年共收入5697.62元,平均每月收入473.30元。(当年有美元20元和日元100元收入。)

1935年共收入5671.37元,平均每月收入472.61元。(当年有日元350元收入。)

1936年1至10月(9、10两月鲁迅实际已病危),共计收入2574.94元,平均每月收入321.99元。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发现,除去1928、1929、1930、1933这几年平均月收入上有较大的浮动之外,其余几年的月收入与鲁迅在到上海之前的预测和估计是一致的,大约总是在400元左右,这笔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稿费和编辑费,而造成另三年出现这种差异巨大的状况则正是鲁迅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收入:版税方面的原因。

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平均月收入仅为197.63元,远低于以后的大多数年头的月收入,这固然有他刚到上海,无法脱身于诸多繁杂事务而专于著述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北新书局克扣鲁迅的版税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在第二年,鲁迅为了捍卫自己的著作权通过法律手段向北新书局提出交涉,最终在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调停下,追回北新书局克扣其的版税约2万元之巨,分两年还清,因而鲁迅在1929及1930的两年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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